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殡葬一条龙,最后宰一刀


发布者 :admin 发布时间 : 2021-12-24 人浏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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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这是一篇亲历性纪实作品。作者讲述了自己独自一人多年陪老伴儿就医,先后历经右股骨胫骨折住院动手术、因阿尔茨海默症进养老院,直至去世的悲凉经历, 呈现此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、无助、痛苦与不堪,读来令人心酸落泪、唏嘘感慨……任何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,当你孤老无助的时候,该怎么办,你想过吗?
 
 
 
 
当你老了
 
——我陪老伴的求医经历
 
文 / 龚  玉
 
 
11.殡葬一条龙,最后宰一刀
 
 
 
  老伴脑出血后,本来可以有6个月的康复治疗,但没有人告诉我这些,白白浪费了3个月。等我明白了,赶紧再去联系Y康复中心,竟然还有空床位!是因为快过节,病人大多回家了。春节后,我们就二进宫,又去了Y康复中心。但这次没有免费车接了,说是车只接送从医院去的病人。
  新护工姓姚,五十上下,身材瘦小,不太友好(小张已去广州与儿子老伴团聚)。老姚的媳妇、嫂子都在这儿打工,他们喜欢聚在我们病房聊天。小小空间里,高嗓子大气,欢声笑语,吵得病人不得安宁。老姚还将病人用的立柜,塞满了他及亲戚的东西。
  许是手术后已近10个月,老伴身体硬朗许多,脑康复却没有效果,他的病根在不可逆的大小脑萎缩。所以周转期临近结束时,我准备满足他想回家的愿望,开始物色保姆。
  春节时,一个院里多年的保洁员说她表妹想来,自己报价4500元,我同意了。不想临近老伴出院时,表妹又在老家找到工作,不来了。这使我很狼狈,因为虽还不到医保限定的日子,但Y大夫已经在催促我们出院,说是新换了一个院长,要求不同了。
  我只好仓促地现找保姆,一个不认识的护工,从电话中推荐了她在老家甘肃的嫂子,说曾在北京长期干过,侍候过老人。我与表妹在电话里谈好:没有麦收假,也不能临时走人。否则我们一时怎么办?嫂子姓赵,51岁。
  用了保姆,所有朋友都告诫说:准备着来回换人吧,用不长的;而且她们老在要求涨钱。为了能有个长期的稳定,我采取了迁就政策,如,我们南方人跟着她吃面食;她挑剔懒得蒸馒头,我天天跑超市买。她是文盲,很多事弄不懂,我就天天伺候着开关智能电视、按药方分拣要吃的药。她生病了,我又免费给她拿药……恨不能比不用保姆时还忙乱。就这样,有次我因看厨房实在太乱,说了两句,她就要走人。再后来,做的饭菜也越来越差,以致老伴不肯吃了。而老伴,竟然还生了褥疮!(褥疮、血栓、呼吸和泌尿系统感染,是长期卧床病人的4大致命杀手。在医院,病人如果生了褥疮,护工是要被罚的)。
  有次我不在家,回来时发现她翻腾过家里,还弄坏了东西。我脸色不太好看,但不想深究,却听到她悄悄在给家政公司打电话。上次她要走,我就和她谈过一次,不想这次又这样。我有点生气了,说:事先讲好的,不能随便走人。她却先发飙,撒泼,骂骂咧咧说些很难听的话……终于把我惹急了,一个月还未到,就决定不再用她了。
  我在用保姆上,听取过朋友两个意见:一是不让她随便下楼,以防与其他保姆八卦不休。二是不用她采购,宁愿自己辛苦(我在用小韩时,曾给过现金,两天就花光了)。
  但下一步怎么办?还敢再用保姆吗?一时又去哪儿找呢?正巧有老同学向我推荐***妈的养老院,说还不错。第二天一早,我就去考察了。养老院叫T,是新形势下北京公助民营的养老院代表。
  初看印象并不好,多人间,狭窄又昏暗;护工一对N人;没有大夫,只有一个年轻的小护士负责分药;价位还高,刚从6500元猛涨到8000元,说是政府原来的优惠政策只有5年时间,现在到期了……但也没有办法,我决定先安顿下来,然后再骑驴找马。
  我连夜收拾东西,隔天一早,送老伴去了养老院。我其实很心疼他。在人生旅途的最后时光,我本想满足他的愿望:回家,再聚在一起,体会一下家庭的温馨。然而,却不可能了!
  我又一轮考察各种养老院……但都不能满意。
  老伴因褥疮不能再坐轮椅活动,护工也再次不给他戴假牙,换成了流食。护工的1对N人,即:护工是流动的,谁有情况照应谁;像老伴这种一天到晚静悄悄躺着的人,只有剧烈咳嗽时,才有人过去看一眼。生命在于运动,一点活动没有地躺着,意味着行将就木……他一天天瘦下去,真正的皮包骨!而我也明白了,如此虚弱,他已不适于再有任何移动。眼下这个养老院,卫生比较好,护工也还算尽心……
9月2日,老伴生日,我本想买个蛋糕,如同去年在康复中心,和大家一起为他祝寿。但却没有下次了!
  住了不到两个月,8月4日下午,周日,一个雨天,养老院突然打来电话,说老伴咳喘不止,让我快去。其实入住时我已问过这个问题:老人生病时怎么办?答:他们与多家医院均有绿色通道,医生也能出诊。就在前一天探望时,我还交代过小护士:如果老伴状况不好,立刻请医生出诊,如果要住院,立刻送医院。现在,我把这话又重复了一遍。
  几分钟后,养老院又来电话,说医生讲:不需要送医院,他也不能出诊。医生的方案是,让老人侧卧,拍他背部,把痰咳出来即可。说即使送医院,也不过是用吸痰器。我松了口气,以为问题不大。不想又几分钟,电话又来了,说老伴已出不来气,他们已叫了救护车。我让他们把老伴送到家附近的X医院,我也去那儿等。但等又一个电话打来时,已是救护车的医生了,说因下雨,车速很慢,他们还未到,老伴已咽气了。但他们仍要我去养老院,说要签什么文件。
  外面正下大雨,我就是去了,人最后仍是要送到X医院的太平间。我就叫他们直接送医院吧,还能节约点时间,我在那儿等。医生说这要请示领导。用了很长时间后,回说领导不同意。我不明白为何要多出这许多不必要的折腾?最后恐怕是医生自己做主了,他与我商量,直接将老伴拉到我家,然后上楼来签署文件。
  我一直是两手准备,寿衣早备好了,殡葬也预先咨询过附近的寿材店,但这时电话却打不通了。医生自告奋勇帮我联系了一个叫殡葬公司的私人殡葬公司,把灵车开到了楼门前,说是一条龙服务,开价1万多元。
2014年母亲过世时,我办理过这事,知道水分很大,一些老礼俗,如要打把伞,要头枕什么,嘴含什么的……母亲身为唯物者,不信这套,甚至很厌恶这些。老伴也如此。于是我要求他们开出细目,我逐个儿挑选。这事费了很长时间,我心里着急,怕因耽搁而寿衣穿不上身。最后终于谈到6500元之内,几乎降价一半。这事能谈通,也是因为寿材店的电话打通了,我两边比价。但寿材店在关键时刻,也是含含糊糊拐弯说话,始终不肯报出一个具体数字。我不再为最后的一点钱砍价,订下了这个一条龙服务。
  我曾要求现场看擦洗身子换寿衣,但等我签好合同进到救护车时,他们已将下身穿好了。在我一再要求下,他们才拿出一个装了液体的瓶子,掏出一块不知什么布给老伴擦洗上身。我看他们连瓶盖都没打开过,知道他们没有进行下身的擦洗,但这时外面大雨如注,一片漆黑,车内又狭小局促,我知道再要求一切重新来过也不太可能,就不苛求了。
  殡葬公司的小张,恐怕有点看不过去,说送我一床被褥(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讲究),然后将人入棺,移送到灵车上。我看了看医生开具的救护车费用,没有加价,心里很感激他。他一没有催促我们,二没有加价,还帮我联系了殡葬公司。
  此时天已大黑,车一直开到东郊殡仪馆。一个值班的小姑娘打着哈欠为我办了消毒和冰柜手续。我也抽空给小叔子和儿子打了电话报丧。小叔子家住河北涿州,身体不太好,曾两次来北京看过他哥,此时在山东海边避暑。儿子远在澳大利亚,正办绿卡手续,不能离境。他们都来不了,我就按先前与老伴商量好的:一切丧事从简。又按应单日出殡的老礼俗,定了后天火化。
  殡仪馆旁一排都是私营的殡葬服务,我用的这家殡葬公司也在其中。老板很客气,说再次为我打折:4800元。包括:骨灰盒2600元,被褥费400元(并未白送),灵车1800元(包括纸棺材、尸袋、棺罩等)。但不包火化费2160元了。擦身费我单给了400元。然后老板叫人代我打了辆车,也不免费送我了(小张曾说他们免费送我回家,因为我不认识路)。这期间,老板又要我多给了100元,说是给值夜班的小姑娘的,只剩下3个冰柜了,她值夜班,是他特意叫她留下一个的。其实那晚连我一共只有两家办事,而那一家,早就定下冰柜了。
  回到家,已是晚上10点半,心里空落落的。还没吃晚饭,也吃不下什么东西。
  第二天去老伴单位报丧。国家早已改革了殡葬制度:丧葬费一律5000元包干,单位不再插手。抚恤金按各人生前工资标准核算。
  我向更多亲友报丧。后事怎么办?我想,人已耄耋,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,已走大半;没走的,也走不动了……于是决定,一人独办丧事,谁也不惊动。
  我曾想在已故亲人的陵园再买块墓地,一家人最后也是聚在一起。不想墓地已飞涨至10万元(不到1平方米),比房价还贵(当年仅3000多元)。再想,买了地也不是自己的,还要不断再交地租费(第一次20年后交,以后每10年一次;也还要不断地涨价)。孩子在国外,万一有事一时回不来,地就收回去了。辗转反侧一夜,终于想通,不买地了,等我也走时,叫孩子将所有亲人骨灰一起海葬吧。也不开追悼会了,一切从简。
  第三天起得晚,记得家中有个青白色瓷罐,很是素雅,洗净后带到了殡仪馆。
  前一晚小雨,这天初晴,空气很好,蓝天上飘有几朵白云。
  接待员老张很认真负责,据他说,这天就我一人办理。一切都还顺利。最贴心的是,临火化前,老张在化妆室外给了我片刻一人与老伴静处的时间,我将朋友们、儿子,还有自己想和他说的话,都一一说到了。同时想,中国传统文化是“红白喜事”,喜欢将丧事办得如同喜事一般嘈杂热闹,人来人往。静静一人,与亲人说说最后告别的话,真的很好啊!
  火化也已进行了改革,亲属不再能入火化间。不能送他最后一程,我非常遗憾。
  在等候骨灰的时候,我四处转了转,发现所谓的寿衣都很贵,最便宜的也要1200元。骨灰盒也很贵,如果你买了谁家的,可将骨灰在那儿存放一年,否则就只能带回家了。国营殡仪馆的灵车也没有殡葬公司老板说的那么贵,只要不追求奢华,也有三五百元的。擦洗费不是400,而是300元。而据老张的说法,那个救护车大夫之所以帮助我联系殡葬公司,也是有回扣的。
  因不买墓地了,去退骨灰盒,老板却要扣200元,说是定了又退,耽误了他买卖。商品都是有样品的,怎么就耽误了?他又说,我还带你走程序了,这也是服务啊。我说,所有程序,都是我自己一人在办,并没有谁在陪同。原来老板所谓的打折,是发现6500元包干,他赚不了那么多钱了,哪有什么发善心之说?不过这时,我已没有心情与他争辩。
 
 
 
 
12.医疗体制改革,路在何方?
 
 
 
  老伴走后,每每回想起来,总要忍不住落泪。我是个唯物主义者,知道谁都早晚会有这一步。我难过的是,为什么一个人病重之时,不能让他好好安养,却要反复折腾他,让病者和亲属,都疲惫不堪,饱受折磨。如果老伴是在一个安静怡人的环境中,在医护人员充满爱心和责任心的照护下,有尊严地走完人生这最后一段旅程,我是不会那么锥心难过的。
  从老伴骨折起,2018年里,我周转8次医院,用过8个护工;到2019年,我雇了保姆,将老伴接回家中;最后,又送他进养老院。在他人生最后旅程的一年半时间里,尽我所能尝试了几乎所有能安养老人的方法:公立医院、私立医院、康复医院、养老院、请保姆到家……我感觉自己像个孤独的流浪者,老伴则是那个破旧的行李卷,我拖着他走来走去,不知何处可以安生,何时可得安宁?最让我心疼不已的还是老伴,我眼睁睁看着一个重病老人,被人为地移来转去;每次身体都进一步虚弱……直至最后一刻。他如果是安躺在医院,其实只需要一个吸痰器,生命就能抢救过来……
  我最后一次去报销时,报社老干局专职做“手动报销”的干部(有部分医药费不能走医院联网,而必须去区医保局手动报销),在讲到医保规章制度之复杂时说:不要说你搞不懂,我也搞不懂,连医保专职工作人员都说,就连他们也搞不懂。因为医保的许多规定,也是在来回地变动之中……我所听到过的靠近制定政策的人们的说法是:这就是目前最好、能照顾到最大多数人、最公正的办法了。
  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8月22日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: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,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……2000年,我国老年型年龄结构初步形成,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……2018年,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1.9%(红商网2019年8月25日据《经济日报》报道,记者:林火灿)。
  面对这种国情,政府也一直在下大力气。如2019年8月,国家卫健委等发文,推动老年护理需求评估和护理员培训工作。9月,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……部署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,更好满足老年人健康和养老需求。又如北京市提出,社会办医,取消床位规模要求……中国银行也全面展示其养老金融服务……
  而以我个人的观察与体会,中国老人大多还是希望居家养老的,但又只能是在还能自理,或身边有子女时,否则就只能在医院周转或送养老院了。我所考察过的几十家养老机构,公立口碑好的,排几年也轮不上。私立条件好的,费用贵得吓人。如一家有名保险押金最高达300万元。另一家公司,我曾向一些入住的老人问询,他们大多为高知、名人明星,或子女在海外收入较高者,但即便如此,他们大多也都是卖掉了房子才有可能入住的。
  而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来说,我以为“医养结合”的养老院或医院或许是最好的模式了,而不是像现在这样,医院归医院,养老院是养老院。现有的这种模式,老人住医院时,就要被不停地周转,而住养老院时,一旦有病,就也需要病人和家属再到医院去挂号排队拿药,增加许多的不便和折腾,如果是急病,有时甚至连抢救也来不及了。
  在我考察的最近一波政府主导的公办民助养老院中,大多设施都很好,但一是与医保不能挂钩,有病了就必须要到医院去就诊。二是护理员仍是从社会上招聘的农民工,缺乏应有的护理培训。三是费用太高,一般在万元上下。我遇见的社区居民说:这么贵,谁去啊!所以空置率很高,没有起到解决社会养老的效用。
  我以为国家或民间投资机构要想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,应以医院与养老院相结合的医养模式为主(既是医院又是养老院),尤其对于不能自理的老人来说,可大大减轻亲属负担;条件以中上水平为宜,费用应以国民收入的平均值为参考。这除了医药费外,也应该包括护工的费用(或出台国家标准,或通过物价局的审核,以规范护工费,避免乱涨价)。
  在管理上,可以参考Y康复中心的经验(瑞典模式):护工由医养机构统一招聘、培训和管理,入住者的餐饮也由院方统一解决,营养配餐,合理收费。
 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,我希望政府能将钱更多地花在普通老百姓身上,首先更多地关注国内民生。因为中国的老年化问题,正愈来愈迫在眉睫(据2020年两会前夕的新闻报道,上海老人的占比已达到35%了),如何更好地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,不仅关联着中国的千家万户,也关系到国家的和谐与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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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者简介
 
  龚玉,女,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,中国作协会员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主要从事非虚构写作,著有《我在北大开“天眼”》《我在朝鲜生活那几年》《清廷建筑世家“样式雷”》《城市/地域与它的子民们》等,另著有长篇小说、电影故事、儿童文学若干。
 
 
 
来源:北京文学,ID:beijingwenxue
 
原载《北京文学》(精彩阅读)2021年第12期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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